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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无法验证的问题面前,我如何思考
引言
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自己的观点,并且也曾多次在我的文章中提到过:人类倾向于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。这种倾向不仅仅是理性的,更像是一种维持内在稳定的机制。当一个人长期处在模糊、不完整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之中时,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暂时成立的解释结构,他很难持续行动,也很难维持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。
因此,我们会主动去做几件事情:为事件建立因果关系,为现象寻找解释路径,为复杂问题压缩出一个可接受的结论。即使这些解释未必完全准确,它们仍然提供了一种结构,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中继续生活。
在这个意义上,人并不只是追求“真相”,而是在不断构建一种“可以承载自己行动的理解方式”。
一、《观点是如何形成的》
我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《观点是如何形成的》,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铺垫。我认为一个人的观点,主要由三个因素共同作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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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接触到的信息(他所理解的“事实”范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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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(逻辑与推理能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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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他的主观偏好
这个框架在现实中比较有效。比如在工作中,当团队内部出现分歧时,我更倾向于先去拆解问题,而不是直接判断谁对谁错:是信息不对称,还是分析路径不同,还是优先级不同。很多看似对立的结论,最后都会被还原为结构性的差异,而不是简单的错误。
在生活中也是一样。很多争论本质上并不是逻辑问题,而是不同人所看到的“局部世界”不同。只要把这些因素拆开,冲突往往就会变得可理解,甚至可以被缓和。
因此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默认一件事情:
只要信息足够多、逻辑足够清晰,我们就可以逐步逼近一个更合理的理解。
二、一个无法被解释的问题
但这种理解,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失效了。
在 Easter 期间,我开始接触到更多关于耶稣复活的叙事,包括圣经中的描述,以及围绕这些内容展开的讨论。我下意识地尝试用我原有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情:去看信息来源、去判断叙事一致性、去寻找逻辑上的解释路径。
但很快我发现,这条路径根本无法展开。
这个问题既无法通过增加信息来逼近,也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收敛。它甚至不像一个“复杂问题”,而更像是一个完全脱离当前认知体系的问题。那种感觉并不是“答案困难”,而是“没有入口”,就像你试图用一套熟悉的方法去解决一道题,却发现这道题根本不属于这个体系。
这让我意识到,我遇到的并不是一个需要更多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,而是一个在当前框架内无法被处理的问题。
同时,这也让我联想到另一件事:我们所接受的很多历史叙事,本质上也是无法被直接验证的。我们之所以接受它们,是因为我们信任某种记录方式、某种见证体系,而不是因为我们亲自验证过。但即便如此,“复活”这样的叙事,仍然会触发更强烈的断裂感。
在这个位置上,问题发生了变化:
我不能再试图判断“它是否成立”,而是需要开始思考——当我无法继续使用既有方法时,我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。
三、关于“可能性”的重新理解
在这个断裂点上,我的第一个变化,是对“可能性”的理解发生了转变。
在之前的认知结构中,我默认世界是可以被解释的。一个现象,要么已经被解释,要么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解释路径,但原则上是可以被纳入现有体系的。
但现在我开始承认第三种状态:
某些现象,在当前阶段,可能并不在我的理解能力范围内。
这种承认带来的变化,并不是让我“相信更多东西”,而是让我不再急于排除那些无法解释的可能性。我不再要求所有问题都必须收敛到一个统一的解释结构之中。
因此,在“复活”这个问题上,我的变化并不是结论层面的,而是边界层面的:
我不再要求它必须被解释。
更重要的是:
与这个可能性本身是否合理相比,更重要的是,我是否承认并允许这种可能性存在。
这种“允许”,并不是认同,而是一种认知上的开放,使我可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,仍然与这个问题保持关系。
四、一个更现实的问题:那我接下来怎么办?
但真正带来更大影响的,并不是这一点。更关键的问题是:如果一个问题确实无法被解释,那么我接下来该怎么办?
在过去,我的思考路径是明确的:先理解,再判断,再行动。也就是说,行动依赖于结论,而结论依赖于理解。
但在这一类问题上,这条路径直接断裂了。
而这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宗教语境中的问题。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:我们无法获得完整信息,也无法做出确定判断,但仍然必须行动。
例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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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段关系中,你无法确认它是否会有结果,但你仍然要决定是否继续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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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职业选择中,你无法预测未来,但你仍然必须做出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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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重要决策中,你无法证明哪个路径最优,但你仍然需要承担选择的后果
这些场景的共同点在于:
行动,往往发生在结论之前。
五、思考方式的变化
当这些变化逐渐连在一起之后,我发现自己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。 以前我更在意的是:我是否得出了一个更正确的结论。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: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,我是否仍然能够维持一种稳定的思考方式与行动方式。
这可以被表达为一句话:
当认知无法闭合时,我如何选择继续存在与行动。
而这进一步意味着:
行动,不再依赖确定性的结论。
这并不是放弃理性,而是承认理性本身也存在边界,并在这个边界之内重新组织自己的行动方式。
六、回到问题本身
再回到“复活”这个问题,它对我来说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它不再是一个需要我去判断“真或假”的命题,而更像是一个测试点:它测试的不是结论本身,而是当我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时,我会如何反应。
是直接否定?
是强行解释?
还是允许它存在,并继续行动?
这三种方式,本质上反映的,是一个人如何与不确定性相处。
七、不可验证,但我仍选择相信
在这样的思考路径下,我最终需要面对一个更具体的问题:当一个命题既无法被验证,也无法被否定时,我是否仍然可以与它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?对我来说,答案是可以的。
但这种“相信”,并不是建立在确定性上的判断,而是一种在充分理解不确定性的前提下,仍然做出的选择。
也就是说,这并不是:
- 我不知道,所以我相信
而是:
- 我知道我无法验证,我也知道这种不确定性不会消失,但在此基础上,我仍然选择相信
这种选择,并不是来自逻辑上的必然推导,而更像是一种方向性的判断。它可能基于我所接触到的信息、我所观察到的他人的生活方式、以及我在这个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关系与秩序。
因此,当我说我开始相信,或者说我愿意融入某种信仰传统时,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获得了一个确定答案,而是意味着:
在无法获得确定答案的情况下,我选择了一种我愿意继续行动的方向。
以上。